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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信托优势,助力共同富裕

2021-09-24

来源:用益研究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有效路径,“三次分配”的新提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现阶段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

1.不断夯实党的长期执政基础

“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着重提出,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时。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始终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新境界,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共同富裕是我们百年大党接续奋斗的根本动力和重大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新的壮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在新时代的有力体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2.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

现阶段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财产税相对缺失,拥有各类资产的私人财富游离于税收体制之外,我国财产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的占比不到10%。加上资产增值以及存量积累效应,中国居民财富差距远远大于收入分配差距,仅住房一项就形成了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

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同期美国0.48,欧盟0.31,法国0.29,德国0.30。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表明贫富分化较大;超过0.5,战乱的概率大大提高。尽管我国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1以来有所缓和,但仍处于世界中等偏高的水平。

体现在城乡的收入差距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达到2.56,存在明显的差距。

体现在存量财富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财富差距显著扩大。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0.711。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财富基尼系数回升到0.704。2020年中国成年人均财富中位数是24067美元,仅为平均数67771美元的35.51%;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已上升至30.6%。相比美国最富有的前1%人口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30.5%,中美两国这一比例已非常接近,但中美人均财富仍存在显著差异。2020年美国居民人均财富为39.45万美元,是中国居民人均财富的7倍。中国居民财富分化程度显著高于收入分化。

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渐远,劳动话语权的提升,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扩大内需、主动缩小地区、城乡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是“富裕”,人均收入要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即“做大蛋糕”。《纲要》提出,到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要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就是说,未来15年,人均GDP要从现在的1万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蛋糕”至少要做大一倍。

第二层是“共同”,要让全体人民平等享有发展成果,核心是“分好蛋糕”。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但也不是同等富裕。要缩小收入差距,但不可能完全消除,仍然要有适度的贫富差距,仍然要有适度的激励。十四亿人民的民生改善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基础上的。全体人民整体的富裕不可能靠“劫富济贫”搞平均,更不可能靠“躺平”弱化竞争。相反,要激发市场活力,保护合法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的积极性,鼓励先富者主动带后富,帮后富。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分配结构的转变,概括起来就是“提低,扩中,调高,打非”。

1.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为实现203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远景目标,预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将进行一系列改革,以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持续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为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创造更加公平的条件。

专家建议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倍增”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翻番。根据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测算,若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翻番,即达到8亿人左右,需要人均收入提升至当前的2.3倍左右。这就是说,未来15年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需达到5.7%左右。此外,还要放开生育,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扭转生育率持续下行的长期趋势。

“提低、扩中”还将体现在政府主导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有意识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将陆续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政策。比如近期的调控房价、限制房租、药品集采、打击教培,推广普惠保等措施,都是围绕生活、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支出负担。

2.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纲要》中表述的是“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但中央财经委的最新提法是“高收入”。那么,过高收入和高收入的标准是什么?

学界及官方对“过高收入”的标准尚未有明确界定。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指高净值人群。根据《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接近300万,而这部分人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接近84万亿元人民币。

至于“高收入”的标准,2019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表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中国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言外之意,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也有专家认为,高收入是相对的,超过当地平均收入3倍就算是高收入。以北京为例,最新城镇非私营单位社会年平均工资为145766元,即在北京,年收入超过43.73万元就是高收入。因此,50万元以上高收入群体或成为调节目标。

对于非法收入和非法暴富,将予以坚决取缔和严惩,斩断腐败、走私等非法所得,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还社会以公平正义。

3.税制改革是重中之重

基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探索税收制度改革被视为消除共同富裕障碍的突破口。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税制改革被放到首位。

针对目前高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相对过低的情况,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势在必行。预计税务机关将加强征收,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一定是应征尽征;对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或实行“超额税收”,使公共资源带来的收入部分回到国家财政,再通过转移支付分享给全社会。

对于存量财富,国家或将适时研究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目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尚处于研究阶段,短期内没有推出的可能。房地产税虽已在上海、重庆试点,但全面推广的过程将非常稳妥谨慎。在稳中求进的总原则下,预计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难以快速推出,因为这两大税种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冲击难以评估。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推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改革完善现行税制是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

4.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再度提出“三次分配”概念并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概况来说,初次分配靠市场,重效率;二次分配靠政府,重公平;三次分配靠公益,重道德。第三次分配是通过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的再一次分配,是财富从先富者向后富者的流动,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我国的税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推出财产税、提高直接税比重等更是知易行难。而另一方面,《慈善法》颁布之后,我国在社会慈善领域的发展空间很大。因此,鼓励捐助发展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有益补充,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

信托如何助力共同富裕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的同时,重申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对于转型中的信托行业来说,这两项工作都尤为重要。

中国信托业自1979年恢复运营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信托业有其历史特殊性,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排头兵。在计划经济时代,信托公司参与了中国最早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的组建以及海外发债等探索。

信托,作为直接、间接融资的活跃和补充,每一次新功能的突破,都伴随着改革的演进,但同时也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和监管政策的相应调整。四十多年来,信托行业一直处于整顿、发展、再整顿、再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五次整顿和一次制度改革:1982年业务不明确的整顿、1985年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双失控的整顿、1988年乱设机构的整顿、1993年房地产过分炒作的整顿、1998年业务管理及机构设置混乱的整顿。

2007年《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颁布,明确了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发展定位,全行业迎来了信托大发展时期,信托成长为中国第二大金融支柱。而2019年以来,信托行业在前所未有的强监管氛围中践行着“治乱象、去嵌套、防风险”,多项监管措施出台,并迎来多次风险排查。2019年12月,银保监会启动信托业第三次风险排查,被称为“信托第七次行业整顿”。

但与以往整顿背景不同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总量已突破一百万亿元,居民财富快速增长,信托业作为银行业补充的使命已基本完成,信托行业的家族信托、财富管理等本源业务已有初步发展且增速明显。人民群众对信托的需求已从过去单纯的产品需求转向专业的综合服务需求,对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税务筹划,资产配置、财富传承等一站式服务的需求日渐崛起。信托行业正在迎来本源需求迸发的新时代。

在转型压力和市场机遇并存的新时期,在共同富裕的大潮中,信托行业正在重新定位自身的目标和使命,准备充分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抓住转型中的重大机遇,助力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1.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拓展慈善信托,完善配套制度

捐赠与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慈善信托是社会公众参与公益事业的可靠途径。通过慈善信托实现第三次分配,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合法合规的财富转移和分配。相比慈善捐赠,慈善信托具有制度性、合规性和运作透明等特点,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有历史悠久的广泛实践,是最有潜力的第三次分配途径之一。

从实践来看,自2016年《慈善法》实施以来,慈善信托已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0年末,全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600余单,规模超过35亿元,信托目的以扶贫济困、改善民生为主,在助力脱贫救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慈善信托税收优惠制度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慈善信托的发展。部分信托项目为了满足委托人开具捐赠发票的要求,必须与慈善组织合作,额外增加捐赠或者项目执行等环节,增加了成本、拉长了链条,阻碍了慈善事业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慈善机制的功能展开。如果慈善信托的非营利性质能够被认定,准许受托人比照公益性团体开具捐赠发票,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将极大地提高信托委托人投入公益慈善的动力。

从国内外家族信托实践来看,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呈融合趋势。慈善信托承载着高净值人群承担社会责任的公益心愿。不少家族信托客户不仅自己要做慈善,也希望子孙后代把家族公益慈善的传统传承下去,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来实现这一目的。

现阶段,中国家族信托由于1000万元起点的监管要求,服务的主要是高净值人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靠勤劳创新、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也是公益慈善事业最主要的支持者。信托公司应作为连接高净值人群和低收入群体的桥梁,引导和帮助先富更主动地带后富、帮后富,促进家族信托和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在缩小我国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推进信托普惠化发展,树立良好公众形象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信托行业正在努力扭转只为富人服务的印象。信托服务面向全社会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高净值人群。

需要看到,2009-2019年的十年间,中国的财富总额实现了快速增长,增幅达到274.58%。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有4亿多人,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两倍,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总和。按照“共富、扩中”“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划,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持续扩大,这其中的需求潜力巨大,不容忽视。

信托应识别和瞄准中等收入人群中的潜力人群,逐步扩展服务范围,不断推出灵活的、普惠化的信托产品,引入更多创新模式和定制化服务,打破现有的竞争格局,在普惠金融、涉众型资金服务、员工持股、子女教育、医疗康养、养老信托、年金信托等方面加大业务创新,以小见大,在服务方面狠下功夫,通过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懂信托、用信托,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向往。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奋斗。信托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守行业特有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定位,勇敢面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信托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攻坚克难,执信守中,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全体人民共同进步、共同富裕的信托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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